探险家小传
刘世昭
人文摄影家
1981年，首骑京杭大运河，陆陆续续，分4段骑行，用时408天，骑行一万多里；
1991年，徒步三峡，在三峡工程开工前抢下弥足珍贵的历史画面；
2016年，时隔35年再度骑行京杭大运河，历时68天，一路骑行2156公里。
假如“传奇”有遗传，刘世昭应该算完美继承了家族“基因”。爷爷刘文辉，人称“西康王” ，一度坐拥十余万军队和大半个四川的防区，蒋介石撤台前，曾提出用蒋经国作人质，要把刘文辉带去台湾；五爷爷刘文彩，曾是中国教科书上被批斗的“大地主”，家喻户晓。作为孙辈的刘世昭，虽远离政治，但痴迷摄影的他，同样续写了不少传奇：
- 1979年，曾参与那场让《人民日报》和新华社撕得不可开交的《自然·社会·人》影展；
- 1991年，他的著名摄影作品《空谷号子》，因拍摄裸体纤夫，震撼国人三观，在国际国内引发轩然大波。
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，刘世昭用影像定格时代碎片，用探险精神追逐沧桑巨变。期间，采访乌江，过草编索道，背被江水拍湿，腿被划出无数道血印子；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，坐了半个月火车，下火车后，耳朵“咣当”了三天。然而，最令他骄傲的两次采访，莫过于1981年骑行京杭大运河和1991年徒步三峡。2016年，68岁的刘世昭再度骑行京杭大运河。两次骑行，近800G照片，浓缩着一个国家35年的变迁。刘世昭的镜头，记录下河流与沿岸城镇、居民的唇齿相依、兴衰流转，江河旧事、百态人生，一一尽显。“三峡工程一旦动工，水位抬升，沿岸许多历史人文景观将被淹，周围居民的生活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为抢在三峡工程开工前记录下一些珍贵画面，刘世昭多次向单位申请前往三峡做专题报道。终于，在1991年获批。▲如今已在江面之下的巫峡栈道，以及建于光绪年间的无夺桥（原址）
▲拍摄于1991年的瞿塘峡粉壁摩崖最早的刻石，南宋乾道十年（公元1174年）的《宋中兴圣德碑》。由于三峡工程蓄水，部分摩崖题刻后来被整体切割、搬迁。
选择徒步，完全是因为受交通所限。三峡地形曲折，任何一种现代交通工具都不可能深入抵达。
▲三峡地区多绝壁
去神女峰之前，向导告诉刘世昭，“如果当地人能给你煮一碗挂面，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了。”在一户农民家里聊天时，对方说到自家的大闺女多年前跟一个会法力的人走了。刘世昭听了自然觉得荒唐：“那是骗子，哪有什么会法力的人，你上当了！”这位农家父亲的回答，令刘世昭一时语塞。对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，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？进屋半天的刘世昭，这才开始打量起这个家：一口烂锅，缺了个口，里面盛着猪食，人吃的饭，也是用这口锅煮；再往屋里走，是一张床，被子不知盖了多少年，已经没有被面，只剩一堆肮脏破旧的棉花，堆在床上。
“屋子又黑又潮又脏又臭。没有窗户，黑乎乎一片，没法拍照。”
周边相对富裕些的村寨，家里四面墙能干净些，有的还能购置起电风扇。离神女峰不远的大宁河畔双龙镇，有一户开机械加工厂的人家，据说能赚点钱，是当地首富。
在三峡地区，贫困的根源，很大程度上在于交通——没有轮子可以走的路。放眼望去，尽是坡和台阶。当地人要么肩挑，要么背扛。挑夫，至今仍是川渝地区必不可少的“特色交通”。在重庆，只要喊一声“棒棒”，“哗”一大堆挑夫就会过来揽生意。许多不通公路的山村，平时的生活用品，都是马帮小贩按固定的路线，用马、骡子驮着走村串寨去售卖。除了陆路上的挑夫和马帮，水路上的纤夫，也是那个年代三峡极具代表性的“交通符号”。
三峡江边乱石嶙峋，牲畜根本无法立足，为保障这一江段的交通畅行，人力拉纤成为唯一的选择。纤夫在三峡有近两千年的历史，刘世昭1991年到访三峡时，依旧能见到这一群体的身影，并拍下艺术作品《空谷号子》。
▲《空谷号子》
很多人或许知道这张照片拍摄后的轰动，却未必知道这张照片拍摄前的故事。
“他们是贫困区的土家族，那里民风非常淳朴。”
纤夫通常都是逆水行舟，逆水穿什么裤子？在那个年代，一条紧身的尼龙游泳裤，二十多元。
二十元是什么概念？
即便家境殷实的刘世昭，也直呼“贵！”。他那时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，何况纤夫们那点微薄的收入，他们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泳裤。
此外，长期在水上工作，衣服弄湿会增加身体阻力与负担，同时也容易擦伤皮肤，导致感染发炎。
“所以，他们只能裸体，冬天拉纤，江水刺骨，也得脱光。”
刘世昭坐船进山的时候，船上有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，当地人。正在岸边休息、赤着身子的纤夫，坦然地和她打招呼、聊着天。小姑娘习以为常，没有丝毫扭捏或不适。
那一刻，刘世昭感觉这山里空气跟外面不一样，是那么纯净。
不过，拍《空谷号子》并没有预想的顺利。因为，船上只要有外人，哪怕是男人，纤夫也不脱。
刘世昭一番苦口婆心动员：“我是记者，负责客观记录你们真实的生活状态，你们该怎样就怎样，不要因为我而改变。”
为了消除纤夫们的顾虑，他甚至自己也脱光，站到河里去拍。这才留存下纤夫们工作和生活的珍贵画面。
▲巴东县神农溪内逆水行舟的船工，在没有纤道时，用“借船过河”的方式到河对面寻找纤道
▲船工们打开船舱盖做午饭
随着经济发展、机动船的普及，纤夫这一古老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如今，三峡地区纤夫体验项目仍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保留着。但性质却早已变迁，纤夫们穿上专业服装表演拉纤，成了一道旅游风景，不再是为谋生或保障江上交通所需。
同样因交通地位的变迁，逐渐向旅游开发转变的，还有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。如果说三峡沿岸是因为交通而贫穷，那么运河沿岸则是因为交通而富庶。
过去的京杭大运河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，是极其重要的运输要道，打通了南北交通，带动了沿岸经济与文化的交流、繁荣。直到清代晚期，铁路出现，黄河改道，运河阻塞，京杭大运河才开始走向没落。现在，飞机、高铁、汽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的兴起，更是让运河的通航意义，微乎其微。与运河命运一起兴衰沉浮的，还有沿岸的城市群。历史上，运河沿岸城市地位普遍较高。比如山东聊城的临清，过去是一个重要码头，钞关、收税都在那里，地位不亚于省会。由于运河衰落，临清也不复当年，现在只是一个县级市。自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，运河再次以“文化旅游”的新面貌，哺育着沿岸文化与经济发展。“有的小镇都给腾空了，原来的居民已搬迁走，重新修了一个小镇，然后招商引资。里边卖的纪念品，都是义乌产的，同质化严重。”话语中，刘世昭难掩遗憾。他说，假如将原有特色保留下来，可能会更有生命力。运河功能的变迁，仅仅只是众多变化中的一个小小切面。重游京杭大运河的68天，刘世昭眼前和脑海，闪过太多画面，它们仿佛在倾吐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时过境迁。1981年，改革开放在中国才步入第三年，一系列政策、举措刚进行，成果待验。那会儿骑行时，还没有数码相机。刘世昭带了3台徕卡，4个定焦镜头，用了一两百卷胶卷，拍下三五千张照片。2016年，刘世昭想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。虽然这“成果”一开始便在他自己身上体现——换上了变焦镜头，数码取代胶卷。人们已经习惯用“G”来计算图片存储空间。第一次出发前，与刘世昭同行的同事沈兴大，为采访前期准备的手写资料，垒起一米多高，采访时，大多时候需要拿着带有国徽章的单位介绍信，有计划地进行；第二次时，刘世昭仅用一部笔记本电脑便搞定所有资料，采访也变成了时髦的自由行。▲1981年6月19日，刘世昭（右）和同事沈兴大（左）从北京天安门出发，开始骑行京杭大运河▲1982年12月25日，二人抵达本次行程终点杭州拱宸桥
▲2016年，刘世昭从北京恭王府出发，再度骑行京杭大运河35年，不只是刘世昭的骑行旅程，一条河流、一座城市、一个国家、一代人，已彻底旧貌换新颜。
时隔35年，刘世昭镜头记录下的，有消失、有新生，有渗透、有变迁……时代的缩影，在京杭大运河沿岸，可见一斑。“记录，对摄影人来说是最重要的，它将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。”
改革开放以后，不同地区人员之间的交流增多、互动频繁，许多东西也跟着相互渗透，涵盖文化、饮食，方方面面。
刘世昭记得运河沿线沧州饮食尤为齁咸。他和同事点过一份青椒炒肉丝，跟吃咸菜一样。而无锡那边口味与沧州完全是两种风格，很淡、很甜。
“第二次去的时候，没有这感觉了，口味差别没那么明显。”
而临清人爱听京剧，也是刘世昭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发现。山东别的地方都习惯听山东的吕剧、山东梆子，但是在临清，去公园一看，一波一波的全是唱京剧。“京剧唱得很正宗，和北京的没什么区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带过去的，根深蒂固了。”河北的吴桥，是中国的杂技之乡。当地村子里，随便问一个人，可能都能露一手儿。第一次去时，大家都是在各自家里、院子里练功。现在那里已经建立国际杂技学校，有了正规化的教学体系，学员甚至包括黑人、白人等外国人，前景与规模不可同日而语。
▲1981年，吴桥自家院落练杂技的农户
苏州的浒墅关镇，是中国的草席之乡，刘世昭曾去当地手艺人家里拍过他们织席子的场景。2016年再次骑到小镇后，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编织，已经被现代化工厂、机器批量化生产取代。卖席子的商家，生意也不比从前，因为夏天人们都用起了空调，不像过去睡觉离不了席子。
北京通县的燃灯舍利塔，曾经是地标建筑。运河上的漕船，看到塔就知道，北京到了。而今在一众高楼林立的大厦旁，昔日的燃灯舍利塔，黯然失色。▲2016年，“蜷缩”在右边不起眼角落里的燃灯舍利塔
无锡米市本是运河边上的一大特色：一排码头，一间间隔开成各家的小码头，连着后面一条小路，通往各个小码头老板的家，也就是米仓位置。如果有人买米，就从那儿拿出来装船。▲1982年，无锡京杭大运河中的黄埠墩和河中的木船常州曾经像苏州一样，运河两岸“人家尽枕河”“水港小桥多”，这景象刘世昭第二次却再没遇见。因为常州运河拓宽，许多古桥需要迁移，其中不少还被拆走，售往外地旅游景点。然而，有的消逝，同时也孕育着“新生”。它只是换种形式更好地适应当下的时代。天津的海河河岸，是刘世昭在第一次骑行时意外发现的“恋爱圣地”。“一到傍晚，河岸每隔两个水泥墩之间的栏杆前，正好都是一对恋人，形成了一个默契的私密空间。”2016年再去，一看灯火辉煌，车水马龙，桥修得很漂亮，成了旅游区，沿岸排排伫立的人群，已变成游客和市民。
同样是天津运河段，沿岸的河西务镇曾经有一种大油饼，直径大概八十公分，很厚，一个油饼估计有一斤重。过去运河边的装卸工、船工，没那么多钱，吃不起鸡鸭鱼肉，但天天干体力活需要油水补充。油饼既便宜、油又多，成了他们的食物优选。刘世昭再次寻访漕运遗味时，油饼还在，只是做法和吃法变得丰富多样，不同从前。“油饼薄了，有的切成一条一条，搭配着烙完的大饼，整个拿着吃。有点像煎饼果子的吃法。里边有时候还卷点咸菜。吃得再好点，就卷羊杂碎。”油饼变成了一道日常小吃，不再是“特供”运河边工人的果腹之食。
“35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，早就预料到会有很大变化。但是亲眼目睹这种变化，还是出乎我的意料。”刘世昭说，不管今日的京杭大运河，抑或三峡，呈现出怎样的面貌，这些变化，是遗憾也好，欣慰也罢，都是历史的进程。
“身为摄影人，我只负责客观记录，是非对错，由后人评说。”
